张晓舟：点球，模拟死刑

文/张晓舟

巴萨大战皇马，梅西两度罚点球的时候，我都闭上眼睛捂上耳朵。阁下是不是也曾有过这样的奇葩举动？

多年以后，在老特拉福德射进点球（真的有这等奇事！？）后，脑海会浮现初中时代的点球往事：有一次点球决胜，我把球轰向蓝天；另一次，当队友射点球时，我可耻地转过身不敢面对。

1987年，前棒球手菲德尔·卡斯特罗曾向马拉多纳请教点球：

——请告诉我，守门员怎样才能扑住点球？

——站在球门中间，尽力猜对方会朝哪个方向踢。

——可这是很难的，同志。

——是很难。所以我们说罚点球就等于进球。

——哦！那请告诉我你是怎么罚点球的。

——我先朝前跑两米，等右脚着地，左脚欲射时抬头，这时我选好了方向。

——你说啥来着，你罚点球时眼睛不看球？

——看的。

——同志啊，人类的智慧是无限的。我常常问自己：人类的智慧结合肉体，未来能发展到什么程度。这是体育的巨大挑战。真难以置信，告诉我，你很少罚失点球是吗？

——我也罚失过一些。

（引自马拉多纳自传）

假如卡斯特罗的老友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场就好了，关于点球，只需念一下《百年孤独》那个著名的开头：“多年以后，奥雷利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足球，俨然成为生死之间一把钥匙，茫茫虚无的一个圆点。福柯对点球有一个简单直接的形而上阐释：对死刑的模拟。

汉德克有一部有些让人想起加缪《局外人》的小说《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还被文德斯拍成电影。著名门将布洛赫以为自己被炒掉了，于是他在维也纳游荡，并莫名其妙地杀了一个女人，然后逃亡。这场冷酷得不动声色的历险最后定格在一个罚点球的镜头：布洛赫观看一场球赛，目睹一位守门员扑住一个点球。

想起现实中的一位门将恩克，他在职业生涯中扑出过不少点球，但最后他选择给自己行刑——在铁轨上自杀。布洛赫和恩克，一个杀人，一个自杀。守门员罚点球呢？那就是死刑犯转身变为刽子手——塞尼，奇拉维特，布特，坎波斯。或许等到塞尼退役，这类刽子手型的守门员将渐渐从足球场上绝迹。

点球，大概是我少时的野球生涯中的一个污点。我丝毫不害怕受伤，小时候敢把小鞭炮捏在手里点燃，看着它滋啦滋啦冒火就是不撒手，玩的就是心跳，就让它在手里爆炸，然后举起疼痛的手指向小伙伴炫耀。有一次右手肘部骨折没好，像周恩来一样歪着手，我就敢上场比赛，那是初二，比赛在汕头市礐石岛上的金山中学举行。

全场比赛双方零蛋，于是互射点球。因为喜欢布置战术指手划脚，我被同学冠以“教练”绰号。然而指定本队五名罚球手及其顺序的堂堂“教练”身先士卒第一个主罚却放了个高射炮，导致最终输球。这个童年的噩梦使我在日后对那些罚失点球的球星满怀爱意。

（资料图：1994年世界杯，罗伯特.巴乔罚失点球的场面）

济科之所以成为我的伟大偶像，不仅是因为无与伦比的球技，还因为1986年世界杯对法国时那两个点球：带伤替补上场不到一分钟巴西就获得点球，济科当仁不让地上前主罚，却罚失了；最后点球决胜他又顶着巨大压力再度主罚，这次罚进而且进得轻松潇洒，但最终却无法挽回巴西败局。赛后看到他说“我不记得这辈子我罚失过点球”，令我泪奔。

（图：1986年世界杯1/4决赛，法国门将巴茨扑出济科点球瞬间，当时比分为1比1，如果这个球进了，巴西将淘汰对手。）

我本来对施魏因斯泰格无感，但2012年欧冠决赛拜仁败给切尔西这哥们饱受抨击，我反而喜欢上他了。加时赛罗本罚点球时，丫居然不敢看，罗本射失，而等到点球决胜时施魏因斯泰格自己也射失了。正是罗本射点球时施魏因斯泰格转身背对球门蹲下那猪样儿，让我想到了儿时的自己，队友射点球时我比自己射点球还紧张。

（图：施魏因斯泰格不敢看罗本射点球）

我小时候非常害怕目睹死亡。从小每天一出家门我就必须面对新鲜的血，我住在同益路，家门对面就是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布告栏总是贴满死刑判决书，死刑犯名字上打一个叉，法院院长名字后则打一个血红的勾，以至于我看到勾勾叉叉的试卷，会下意识地联想到死刑判决书。

中国和越南打仗的时候，同益路街角每隔一阵就会张贴一个最新中国士兵英雄阵亡名单，可能是潮汕籍的名单，记得好像是红纸上的墨黑毛笔字。我看完英雄的名单，再跑到法院布告栏看死刑犯的名单。我踢球最狂热的时期正逢严打，死刑判决书张榜不久，还会贴出该死刑犯被押赴刑场枪决的系列图片，尤其是枪决后的尸体照片。多年之后，听好几个朋友讲他们老家那会儿还组织学生去刑场看枪决。看来汕头的学校还算人道。

那会儿从我家去海滨人民广场的路上，会经过一个严打成果图片展，道路两旁堪称血流成河，晚上我必须目不斜视、鼓足勇气才敢一个人走那条路，甚至不惜绕道。在白天我经过时也得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一边走一边哼着张行的“我心里有个小秘密”，哪知道张行很快也因为流氓罪被严打了。2009年在一次演出上看到张行唱《小秘密》，这歌唤起了不只是童年的甜蜜，还有恐惧。

我就这样在群架和足球的夹缝中长大，感谢容志行古广明，感谢1982年世界杯，在那个血腥的年头，足球拯救了很多少年，使他们避免成为少年犯。童年的足球记忆是跟一种叫“老乡黄”的饮料以及海上落日联系在一起的，老乡黄是佛手熬制的一种热汤，专门卖给踢球的小孩解渴解乏，我们没日没夜地踢，跑不动的时候偶尔瞥见海上一轮浑圆的落日……最后一直踢到看不清球，只好停下来，呆呆地盯着头顶上的星空。

在更早的七十年代中期，我对人世最初的记忆散发着文革的呛人气息。邻居有一位疯女，她的房间离我的房间只有两三米，她不发作时，我每天在她的文革歌曲歌声中入睡，她发作时，我在她的嚎哭和咆哮中看书。成长就意味着学习在幽灵和疯子中间生活。上大学后第一次回老家，才知道爱唱文革歌曲的女孩已经投海，她是我的红歌启蒙人，我熟悉她唱的很多歌，尤其是《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和《万泉河水》。

我对汕头海滨广场最早的记忆是群众批斗大会：附近电影院楼顶高高架起的机关枪对着广场，主席台上是五花大绑的刑犯。当时有人吓唬我说，犯人就是在广场中央被枪毙的，后来又有长辈说是押送到郊外枪毙，但据说广场上确实枪毙过人，不过是更早的事了。很多城市的体育场或广场历史上都曾经做过刑场。陈熙荣教练告诉我：广东队以前的主场省体育场，也就是从前的东校场，曾经就是个刑场。

球场即刑场，踢完球之后行刑，这是二战著名传奇故事：当地球员或者囚徒和纳粹比赛，赢球之后被当场集体枪毙，尤其在东欧和以色列。类似的其实缺乏史实佐证的故事广为传播，人们需要虚构和创造这样的传奇故事，足球于是被提升为英雄史诗，足球比赛也成了战争的一部分。最戏剧性的情节是：一个门将因为扑出了敌人的点球，从而葬送了自己的生命。

在希腊奥林匹克传统之外，有另外一个所谓“异教徒”的传统，其中游戏和献祭密不可分，竞技体育和赌博也密不可分。如果说古罗马角斗士和中世纪骑士的游戏更像是杀人游戏，那么在拉美的中世纪，这种杀人游戏的竞技体育味道要更浓。在印第安人的球赛（也被称为“球戏”）中，输球的人往往要被斩首祭神，但毕竟那是一项难度极大的比赛。

墨西哥尤卡坦半岛的奇琴伊察有一个最大、保存最完好的玛雅球场，资深球迷习近平去年夏天访问墨西哥时去过这个球场，而我是2007年去的。阿兹特克人后来继续使用这个球场，直到王国灭亡才被废弃，但没有遭到明显破坏。玛雅人在7世纪发明了一项匪夷所思的球类运动：不许用手，也不许用脚，只能用膝盖、肩部、背部还有臀部触球，能否用头顶，史家对此仍有争议。“球门”是石墙上一个雕着蛇形的圆环，而球则是橡胶做的，接近于排球，把球顶进这个比球大不了多少的圆环就算破门得分。每队7人，至于比赛的阵型战术就不得而知了。今天我们在个别像小罗或内马尔这样的巴西神人那么偶尔还能见识玛雅人的类似奇技淫巧——但用屁股玩球，那屁股得多翘啊？！这种球赛应该称为“臀球”，但也许称为“死球”更好。

（图：奇琴伊察的玛雅球场）

（图：“球门”是石墙上一个雕着蛇形的圆环）

每座玛雅城市都有球场，那是玛雅人举行公共集会、阅兵、宗教祭祀的场所，而球赛则属于宗教察祀仪式一部分，是祭祀前的娱乐，但这种娱乐是为宗教祭祀的高潮服务的――决定谁是祭品。对玛雅人来说，球象征太阳和月亮，也象征战神的心脏。而输球者则成了被神厌弃的人。

在球场边令人眼花缭乱的石墙浮雕上我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一个场景：输球的球员脑袋被砍下来当祭品。赢球者不单可以占有输球者的家产，还被允许当场抢掠观众身上的财物――不过我猜观众有备而来，恐怕只会在钱包里放五毛钱。贵族们也可以押赌球赛，从宝石到奴隶都可以押上。一场有趣的球赛往往演变为血腥的狂欢。

古代印第安史上最大也是最后一场球赛，实际上也是一次占卜和豪赌。那是1519年西班牙殖民者进犯时恰逢地震，阿兹特克国王蒙特祖马怀疑这是神意，便请一位部落酋长与之举行一场球赛，结果蒙特祖马2比3输球，于是就此将王国拱手相让给白人。

我抚摸了那个生死之门，那个雕蛇的圆环，发现它原来是空心的，这个脆弱的圆环居然能挺过1000多年。我在奇琴伊察正午的烈日下，在空空荡荡的球场上游荡，想象那些在输球后被斩首的印第安球员，想起童年广场长长的阴影。

或许当年我在法院门口放炮，在广场踢球，都属于鬼影幢幢的童年某种驱邪狂欢的仪式。球场即刑场，你射进点球的那个要命的地点，可能枪毙过人。而机关枪和死刑犯的广场也是恋人的广场，有一次午后，我一个人来到空空荡荡的广场，看到自己长长的影子，还有一个浅红花布胸罩。

也是在这个广场，我第一次感到自我的分裂，在体力透支时，一阵可怕的空虚袭来，灵魂出窍，正盯着自己疲惫的肉体出神呢。我记得14岁那个魂不守舍的下午，甚至记得那天踢球前我在外马路新华书店买了一本《歌德中短篇小说选》，这本书现在还在我的书架上。我不得不努力说服自己踢下去，正踢着踢着，听见一声喊叫——“撞死人了！”同伴纷纷冲出广场向游泳馆的方向跑去。我不敢去。同伴回来说：“就是刚才踩单车过来问我们跟不跟他们一起踢的那个家伙，给撞死了。”没错，我依稀记得有个哥们把自行车停下，看了一会我们踢球，而一分钟之后，他就从这个世界消失了。后来我在学校的交通规则警示栏上赫然看到了车祸现场：在游泳馆大门口一滩血，他的裤子被车拽拉下来了，露出一大半白白的屁股。

我在汕头市人民广场踢过很多次点球，在射高那个致命的点球之后，我射点球再也不用大力射门了，都是佯装踢向左下角，虚晃一下射向右下角。没想到多年之后会在老特拉福德射点球，那是2010年3月22日英国时间下午，在此之前我已经有6年没碰过足球了。那是曼联赞助商斯米诺伏特加（抱歉，此处插入广告）的邀请，中国和泰国各4位媒体人士在曼联和利物浦的英格兰德比大战中场休息时出来射点球。

赛前参观了曼联博物馆。我端详着一双1930年代的球鞋，它厚重得完全可以一脚踢死人，它就晾在那儿像是刑具，分明代表它早已死去的主人对我说话：“傻逼，不服是吗？踢死你丫的！”它的主人已被遗忘，而它是永恒的，一双球鞋就这样隔着玻璃，对我们发出永恒的咆哮。我又看了乔治贝斯特的进球精华，这是足球地狱中我最喜欢的一个优雅的死鬼。最后，我在1958年慕尼黑空难纪念室被震住：一边是遇难者的照片，一边是幸存者的照片，这样的排列对衬方式让人倍感生与死的荒谬透顶，就像互罚点球，生死连一念都谈不上，似乎上帝才是裁判。

上半场才进行不到半小时，我们就被曼联工作人员带到一个地下通道出口处等待中场哨响。我只能透过狭窄的铁门看到中圈弧那一截，只能看到两边球员的脚在中圈绞杀，只能看到贝尼特斯的大屁股晃来晃去，我们就像地牢里的囚徒，正准备被放出来杀人。我穿着曼联7号球衣——上面印着我的大名缩写：ZXZ，球裤也是曼联的，可球鞋却是巴西队的耐克鞋，上面有五颗星。我冻得直跺脚，看了看地下通道两侧的百年老照片，才知道今年是老特拉福德建成100周年，看着照片上100年前那些兴高采烈的死鬼，脑子里先是泛酸——“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什么的，然后在心里骂了声“去他妈的”，于是哨响门开，阳光和歌声汹涌而至。抬头一见7万多人傻呵呵坐在周围，看一个多年没踢过球的傻逼从中国万里迢迢飞过来踢一个狗日点球。

前面的泰国人和我的中国队友，有的射失，有的射进。我就站在他们身后，盯着他们的脖子，唐鲁孙写过一个老刽子手，跟他说：“干我们这一行有个坏毛病，不管跟谁在一块儿走，总让人先行一步，多看人家颈椎骨怎么长的。这倒不是对谁有恶意，因为从小习惯使然，您说有多讨厌。”

我环顾了一下四周，但没有再多看，尽量把视线放在罚球上。我听见球场广播在喊我的名字，并以夸张地宣布“他最喜欢的曼联球员是Roy Keane”……我听见利物浦球迷冲我发出嘘声，而这嘘声又被曼联球迷欢呼的声音盖过。我把球放在罚球点——上半场鲁尼曾在这儿罚点球，被雷纳扑出后补射入网，而鲁尼罚球前，不满裁判的托雷斯曾狠狠地把罚球点的草踢飞了一撮。

我冲曼联青年队门将微笑并冲他竖了下右拇指——我怎么会做这么个动作？这实在酷毙了——那小哥们一脸无辜的傻笑，于是我助跑，做了那个佯右实左的大幅度假动作，用右脚脚内侧射出一个低平几乎贴地的球，他扑错方向，球撞门柱内侧，我射进了平生最轻松的一个点球。

全场爆出“哗”的一声——或者是“轰”的一声？我故作淡定地向观众举起右手，又是一阵掌声。退场的时候好些曼联球迷围过来跟我击掌相庆，他们的笑脸，就像他们一百年前的先祖——那些脸上带着煤渣的矿工——一样，噢，老特拉福德，爱的亡灵蜂拥而至，那些老红魔！

汉德克的《守门员面对点球时的焦虑》最后，作为杀人犯的著名守门员布洛赫在围观别人罚点球：

“当射手起跑，正要踢球时，守门员的身体就不自觉的预示着他即将往哪个方向扑出去。这样的话，射手就可以从容地往另外一个方向踢了。”布洛赫说，“守门员或许同样无计可施，抓不到什么救命的稻草。”

那射手突然起跑了。穿着鲜黄色球衣的守门员站在那里，根本没有动，罚球手将球踢到守门员的手里。

那射手应该向我学习，学习我的假动作。

生命，或许不过就是面对死神的，一个假动作。

作者介绍：

张晓舟，广东人，现居北京。曾长期从事报纸和杂志行业。乐评人，足球评论员，大众文化和媒体研究者，专栏作家，著有《死城漫游指南》，《粉红乌托邦》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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